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蕴涵的三层关系

2017 年10 月，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2018 年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提出了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六条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20 年这场来势汹汹、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则从反面角度凸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它再次提出了人类在当前和今后应如何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时代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握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蕴含的三层关系。

一、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传统论题就是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侧重探讨的是人类与广义上的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它实质上蕴含的深层问题是人类如何看待自身在整个自然世界中的位置，用中国古代哲学的表达方式就是如何把握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看待人类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关系到人类看待自然的总体态度以及采取何种行动。因此，要深入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首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把握好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合理定位人类在整个自然世界中的位置。

历史上人类对自身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的看法，伴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在原始文明时期，由于认知水平、实践能力等比较低下，人类对包含了电闪雷鸣等自然现象、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等等在内的自然世界心存畏惧。在这个时期，人类弱小无助，而自然的力量无比强大，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既惊恐畏惧又带着迷魅色彩的虔敬膜拜。农耕文明时期，人类开始认识和总结自然规律，并将其运用到生产和生活之中，依赖自然、顺应自然、因势利导。在这个时期，人类敬畏自然，但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总体平和，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多了亲近和感恩。农耕文明时期关于人类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的理解，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比较有代表性。《周易》提出了天、地、人的“三才之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易传·系辞下》）关于三才之道的内涵，《说卦》有比较详细的解释：“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认为人应向天、地学习，会通天道、地道，成君子、成圣贤，“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易大传》），建功立业。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了“四大”说：“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他认为人道应效法天道，“圣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六十四章》），也即顺应自然节律，不妄为。总体而言，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天、地、人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天、地是人敬畏的对象，也是人效法的对象；而人能体认天人合一，成己成物。在农耕文明时期，人类在生产生活中积累了因势利导利用自然的经验；也存在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例如乱砍滥伐引起水土流失等，但这个时期的人为破坏主要是局部性的，大多在自然自我修复的范围之内，因而自然环境整体上比较平衡稳定。工业文明时期，自然被当作工具性的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疏离和紧张。此时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领域，大大提高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快速积累，同时也使人类盲目乐观、高估自己，自以为是自然世界的主宰，助长了征服自然的恣意妄为。这种转变在哲学上也有所体现，主要是在认识论上实现了对自然世界的袪魅，颠覆了以往将自然世界置于人类之上的传统看法，展露了支配自然的雄心壮志。例如培根认为，“如果我们留心一下世界的本质，就会发现人类才是世界的中心，没有人类的世界将像一盘散沙，毫无目的”①[美]菲利普·沙别科夫：《滚滚绿色浪潮》，周律等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 年，第115 页。，他认为通向人类权力和通向人类知识的两条道路几乎合而为一，知识就是力量；而康德借助先天综合判断，提出人对世界的认识实际上就是“人为自然立法”。这样，自然的神圣被颠覆，人类自我意识地位被确立起来。但人类的自我意识一旦过度膨胀，这种认识论所蕴含的逻辑张力就会随之泛滥，其结果是人类社会吹响了向自然进军的号角，自然被当成取之不尽的资源提供者。人类对待自然的工具主义态度借助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结合资本的力量，实质转化为对经济无限增长的追求，造成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追求物质欲望的无限性、人类导致的环境破坏程度与自然世界的自我修复速度不相匹配，矛盾日益突出。因而工业文明在带来物质文明繁荣的同时也因其高增长、高消费、高能耗、高污染的特征而渐渐演变为“黑色文明”，给自然环境带来了严重破坏，加速了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退化，带来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

文章来源：《人类工效学》 网址: http://www.rlgxx.cn/qikandaodu/2021/0514/4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