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蕴涵的三层关系(3)

二、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关系

在早期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中，对人类与非人类生命关系的关注度并不高。因为在前工业文明时期，人类活动对自然界造成的影响只在局部范围，也很少出现不可逆转的状况。但工业文明以后，随着世界贸易体系的广泛建立、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出现，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攫取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其波及面、破坏程度前所未有，而且随着蝴蝶效应的放大，形成以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气候变暖、物种灭绝、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现象为表征的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不再局限于人类活动对自然无机环境的影响，也开始关注人类活动对非人类生命（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的影响，人类与非人类生命的关系问题逐渐成为新的关注热点。

早期集中探讨这一问题的经典著作当属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1962 年）。她在书中揭露了人类使用化学杀虫剂对土壤、水、动植物、人类乃至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严重危害。卡逊在书中写道，人类所生活的世界是一张生命之网（或死亡之网），化学品对土壤、水和食物造成了污染，这种污染导致河里鱼儿的死亡、让花园和森林里的鸟儿也消失无踪；虽然人类总是喜欢装出与自然无关的样子，但事实是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这里面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生态问题。卡逊特别指出，人类自以为是地想要用超越自然的力量来“控制自然”①[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许亮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229 页。，结果却导致了毁灭性灾难，“一切都是人们自己造成的。”②[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第2 页。

而侧重关注非人类生命的主要观点有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等，它们形成了与人类中心主义激烈论辩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流派。但随着论辩的深入、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呈现以及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理解和认识的深化，无论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都有明显的偏颇，都无法提供真正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的妥善方案。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重要贡献，却是把人们的关注点从传统的只着眼于人类本身及人类社会，拓展到非人类生命，从而提供了一个更开阔的视野，有助于人们跳出人类视角之外、从整体上思考人类与非人类生命的关系；而且，非人类中心主义对生物学、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的倚重，也启发人们从科学与人文视界融合的角度，去探讨人类对待其他非人类生命的合理态度，以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一，在生命之网中，人类的生存发展利益和非人类生命的生存发展利益有着紧密的依存关系。20 世纪70 年代，挪威哲学家阿恩·纳斯（又译奈斯）创立了深层生态学，强调世界并不是一个各个孤立事物的集合，而是一个包含着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的网络，所有的生命都是这张网络上的成员。深层生态学带来了认识范式的革命，为人们提供了分析人类与非人类生命关系的视角和方法。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都生存在同一个自然无机环境之中、同一个地球生态系统之中。动物、植物、微生物等非人类生命通过物种之间、物种与无机环境之间精细的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极其复杂的自组织系统，即生态系统，呈现为一张相互交织又相互依存的生命之网。这张网络不是人类织就的，但人类就在这张生命网络之中，是其中的一缕。因为人类的生存除了依赖水、空气等自然界的无机成分，还依赖非人类生命提供的食物资源、依赖非人类生命与自然无机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地球生态系统；同时人类的活动也会对这张生命之网施加影响。良性的影响有利于人类与非人类生命共生于自然生态系统之中，而恶劣的影响不仅会威胁非人类生命的生存，也会破坏由非人类生命主要参与建构的整个地球生态系统，造成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最终也危害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果只关心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利益，否认非人类生命也有生存利益，那就会走进人类中心主义的死胡同，难以走出当前的生态环境困境。因而，看待人类与非人类生命的关系，需要建立生命之网的深层认识，“如果我们具有‘自身是生命网络的一部分’这样的深层生态感知或感受，那么我们将会（而不是应会）趋于关心整个生物界。事实上，我们将会按捺不住自己的关心。”③[美]Fritjof·Capra：《生命之网》，朱润生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年，第8 页。因为人类和非人类生命，具有共同的生存利益。

文章来源：《人类工效学》 网址: http://www.rlgxx.cn/qikandaodu/2021/0514/499.html